1987年，我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毕业，留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，单位在新源里西一楼，离“长城饭店”不远（自行车10分钟），偶因朋友介绍，去“替补”弹钢琴，不免动了干下去的心思。两小时30元的报酬，在当时可是令人羡慕、又干净又高雅的活儿。刚毕业，得想法养活自己。收入过低的音乐家个个都渴望靠手艺“挣外快”，所以“饭店乐师”早被驻京院团瓜分了。想占一席之地，就得自我牺牲，适应捷足先登者的要求，在人家不愿干的时段，插进一只脚，慢慢扩大地盘。所以，人家一旦有公事，我就“替补”。时间一长，自然混熟了，位置慢慢固定下来，这与陕北乡村的“吹手”挤着“拉活儿”争地盘一样。后来不单长城饭店，昆仑饭店、长富宫饭店、新世纪饭店、京伦饭店、北京饭店、建国饭店，几乎都建立了联系，地盘越占越大。人脉熟络了，自然机会多。空间的开拓，使我结识了圈内的大部分乐师，接到电话，绝对诚信，救场如救火嘛。自己置办了一套演出服，到哪儿都用得上。

实在说来，饭店“找活儿”的另一原因，是我所住的“筒子楼”无法洗澡。到饭店弹琴，可以享受员工待遇，在楼下更衣处，换演出服时，顺便洗个澡。当时，这是很奢侈也很吸引人的实惠。

别人不愿意干的时段，我都毫不迟疑地接受。按长城饭店“茶园”的时间表，下午4点至6点，钢琴弹两小时。6点至10点，客人最多的黄金时段，钢琴一小时，弦乐四重奏一小时，轮流换班。晚上10点到12点，钢琴两小时糖心。最好时段自然是6点到10点，一小时一换，既不累还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吃饭洗澡。

一年之中最没人干的时段自然是春节，特别“大年三十”。虽说收入翻倍，但对于中国人来说，除夕夜团圆，不是钱的事儿。初来乍到，为了立足，我答应了所有乐师提出的从下午6点到晚上12点的“全活儿”。虽然饭店管理者不允许这样做，但找不到人，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就是那个除夕夜，我体会到乐师为了生计不得不忍受长时间折磨的痛苦。六个小时！体力和心力的承受极限。越到最后，越难忍受，每分钟都变得如此之长，不免想到爱因斯坦“相对论”的比喻：“与情人坐在一起，一小时像一分钟一样短；坐在火炉子上，一分钟像一小时一样长”。那是坐在炉子上，炙烤屁股，如坐针毡，度日如年。不能忍受时，就鼓励自己，一个晚上比一个月的工资还高，咬着牙也要坚持！新年的钟声，终于敲响了，我弹完了最后一个忧郁而孤独的音符。扣上琴盖，飞一般逃离饭店。外面已是爆竹漫天了。

后来到乡村采访，了解到陕北的“吹手”、晋北的“鼓匠”都不把乐器称为“乐器”而称为“家具”。开始也不知道何以如此称呼的原因。当我沉下心来，试图解释其中原委时，突然想起了那个难熬的除夕夜。于是，语义豁然开朗，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陕北的“吹手”、晋北的“鼓匠”不把乐器称“乐器”而称为“家具”的原因。

对于演奏者，手中的“家伙”实在不是获得“快乐”的器物，而是养家糊口的“家具”。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描绘过贝多芬童年被父亲逼着弹钢琴的经历。贝多芬痛恨折磨自己的“大机器”（被家长逼着学乐器的孩子大概都有同感），那件令“他人”愉悦的“乐器”，对演奏者来说，却如同“刑具”！

反过来推知，谁把“乐器”称为“乐器”呢？坐在山珍海味的餐桌前，听着锦瑟瑶琴，看着婀娜舞姿的王公贵戚！统治者才会把带来“快乐”的响器，称为“乐器”。作为欣赏者，视发出乐音的器物为“乐器”，自然是因为它们带来了快乐；作为演奏者，不称发出动静的器物为“乐器”，自然是因为没有带给自己快乐。这就是“局内人”“局外人”的立场。站在前者立场，自然是“乐器”；站在后者立场，自然是“家具”。这就是为什么先秦典籍《周礼》堂而皇之使用的名词，到了民间乐师口中会变为一点“诗意”也没有的原因！

陕北民间葬礼有个固定程序，称为“待饭”。即主家宴请所有前来捧场的客人吃饭的过程，也就是鼓匠、吹手一直要保持演奏直到全部仪式结束的过程。我在陕北参加了一个村庄的葬礼仪式，亲身感知了“待饭”过程。那是个极度贫穷的小村庄，因为平常在炕几上吃饭，全村能找到的桌子只有四张，全部搬到事主院中。一桌八人，四八三十二，一次只能坐下三十来口子。邻里乡亲一百六十多号，轮番排队。一道道盘子呈上来，一道道盘子撤下去；一盅盅琼浆品过来，一罐罐空瓶拿下去；一拨拨客人坐上来，一拨拨客人换下去。整个过程，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。无须说，“待饭”对于吹手来说，简直就是“施暴”。

对于漫长程序中吹手们的体验，当然是作为音乐家的我，在上述那个除夕夜的经历中体验到的。我所处的环境与吹手相比，相差何止十万八千倍。我坐在干干净净、环境优雅的“五星级饭店”，皮质松软的座登，中央空调的凉风，煞舌爽口的可乐（饭店每次提供两听），彬彬有礼的客人（时常报以掌声）。虽说六小时，但乐曲之间可稍事休息TXAPP.TV。即便身处如此环境，依然苦不堪言。那么，对于暴晒于“汗滴禾下土”的黄土高坡，坐在连棵树影都没有的硬邦邦的黄土地上，除了凉白开什么也没有，客人还时不时粗暴呵斥不能停顿，必须连续演奏两个小时的吹手来说，心里的滋味是什么？他们比我糟糕多少倍！马不停蹄、无间无隙、耗尽体力、摧残意志、无穷动、非人性地吹两小时唢呐，谁能承受？然而，对于陕北吹手来说，这是家常便饭！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仪式复仪式，待饭复待饭，直到吹不动为止。所以，他们怎会把手中的“家伙”文质彬彬、斯斯文文、软声款语地称为“乐器”而不实实在在、硬硬梆梆、直不笼统地称为“家具”？

“待饭”过程中，对于既享受美食又享受音乐的雇主，当然把乐器称为“乐”器，而看着别人细嚼慢咽而口舌生津的吹手，自然把乐器称为“家具”。任何事物，出发点不一样，叫法自然不同。这不是正式名称与俗称的区别，而是称呼者身份和立场的区别。对听众来说，这是享受；对音乐家来说，这是折磨。对享有者来说，金子是“美人首饰侯王印”；对“淘金女伴”来说，金子是“尽是沙中浪底来”。（刘禹锡《浪淘沙》）对于“不识渔家苦”的画家来说，自然是“好作寒江钓雪图”；对于“呵冻提篙手未苏”的“渔家”来说，确是“满船凉月雪模糊”。（明孙承宗《渔家》）

所以，观察一件事物的称呼，必须观察称呼者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的生存环境，而非仅仅看名称本身。这就是身为同一事物的乐器，之所以在一部分人口中称为“乐器”而在另一部分人口中称为“家具”的原因！

文/张振涛